一个身为省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人为什么会为了一本《万历十五年》而摧眉折腰呢？《人民的名义》这一情节让我大为不解，我的确是相信书籍会有一定魔力的，但我感觉这种不可理喻到了一定玄学的地步。但当我认真翻阅如此后，我似乎明白了高育良为什么如此着迷了。
为什么要以“万历十五年”作为书名呢？为什么偏偏要去研究万历帝明神宗呢？倘若是我可能会去研究秦始皇、李世民这一类皇帝，如果非要讲明史也应该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讲起，但真正去钻研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黄仁宇老先生的用意。一个政权的兴起和灭亡都取决于组成这个政权的个体能否达到表与内的平衡，个体从皇帝到文官，从文官到平民，他们的表与内都成为了维持政权的根本。那么表与内又是如何达到平衡的？万历年间发生的事让我们可以洞悉这些个体之间的波动，也能明白为什么黄仁宇会单独拿出“万历十五年”进行写作了。
一．万历帝的开始
万历皇帝明神宗集矛盾于一身，二十余年不上朝可谓是“千古一帝”，在书中深究其原因，便可了解其中的奥秘。凡是高中选修历史的人必然会了解到“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便是万历皇帝的首辅大学士——文渊阁阁老，同时是万历皇帝的启蒙恩师。
万历皇帝同其他前朝皇帝有所不同的是，他年仅九岁就被推上皇位。孩童之智的他必然难挑治国大梁。在以往王朝出现这样的情况，自然会有皇亲国戚来代为摄政，但是本朝开国之初就立下制度：要求皇室支系在成年后就必须到自己获封的领地居住，这也是为了防止母系贵族祸乱朝纲。既然有此祖制，那也可以找丞相辅佐小皇帝，例如诸葛亮扶持刘禅治理蜀国。但本朝开国确实是设立过三次丞相的，可都被洪武皇帝朱元璋给杀了，于是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设丞相一事，取而代之的是改设内阁，以阁臣代行相职，其名义上为皇帝的秘书兼任顾问，但却不拥有名义上的行政权力。
二．张居正
九岁的万历皇帝的教育重任和代摄权就落到了我们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身上。关于张居正的治国才能我们毋庸置疑，每次提及他我都会联想到另一位神宗与丞相的故事——宋神宗与王安石。张居正与王安石大力推行改革之际都备受皇帝支持，结果却都是被清算。我们且不讨论王安石的治国之策挽救北宋经济，且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确实营造出了难得的万历中兴。但为何两人却沦落如此地步呢？
用书中申时行一生所得，我们可以总结为他们败在人心中的“阴阳”。何为阴阳？“阳”为人们口中公认的理想，而“阴”则为“不可告人的私欲”。对于“阴”我们很容易理解，而“阳”则抽象的晦涩难懂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口中的“仁义道德”。为什么阴阳是难以调和的呢？像是清官海瑞这样的人，是将“阳”发挥到极致的，但文官集团中类似海瑞的人却是寥寥无几的。科举考试中“四书”极力要求官员达到一定道德标准，这不外乎是对文官集团成员的“修身”。关于“阳”我们可以理解了，文官集团的人也姑且可以维持一定的“量”，但真正难以权衡的是文官内心的私欲。
王安石在推行立法时，将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大批更正为自己的党羽，而张居正也无出其右的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后来继任的张四维和申时行，还是统领戚继光，都不外乎是出于张居正的提拔任用。除文渊阁大学士和军事将领，监察机关也被他染指，监察人员则专门弹劾那些张居正的政敌，大量的任用私人必然会引起文官集团的人人自危。
张居正搞经济改革以试图改变文官集团结构，但他却没有考虑到文官集团中每个个体的私欲——大部分地方官会扶持当地地主和高利贷者为谋私。经济框架被张居正擅动，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文官集团必然会采取一定措施来维护内心的私欲不受侵犯。他们开始摒弃对“阳”的表面维护，大肆对张居正进行政治攻击，以维护“阴”的利益。文官集团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中必然会形成一个众志成城的群体，然后产生了像是邹元标这样一些冒死谏言去弹劾张居正的个体，我们也可以认定这样一类人纯属是为了沽名钓誉，这也是维护“阴”的一种表现——令文官集团觉得他是“敢为天下先”的，假想自己或许后世被人称为忠臣，以求流芳百世。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来张居正失败的原因了，我们在钻研《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矛盾，那就是张居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在政治中我们是很难评判“好”的标准和“坏”的标准的，就像是张居正死后能被如此惨烈的清算，其根本原因是他自身也没能维持阴阳的平衡。他在大肆要求文官集团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却糜烂到令人发指，这也让原本的万历皇帝和慈圣太后对他的信心产生动摇，何况那么多文官在其死后去翻云覆雨，那么他的罪名就真的难辞其咎了，什么“贪污”啊，“叛国”啊，“篡位”啊，种种罪名罄竹难书，张居正就算活过来了也百口莫辩了。
三．申时行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在前任首辅的标榜下，这些问题在继任首辅申时行眼中被看得一清二楚。黄仁宇先生总是称其为和事佬，是因为他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和谐且阴阳平衡的文官集团。他这个人性情温和，循规蹈矩，希望“以德服人”——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归依”。他从张居正事件中得到一个结论：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文官的共同习惯能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申时行在此基础上极力维护文官之间的相安勿扰，起初也是备受文官推崇的，但是他的这一举措却必然不能长远。他的温和与张居正形成鲜明对比，张居正死后恰好需要一个“申时行”这样的人来维护，但是真正“世间已无张居正”的时候，申时行就不会再被需要下去了。原因依然在于人的私欲是始终大于道德伦理的，否则李贽也不会说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名句。当朝政在申时行的调和下趋于正常时，那么必然一定会产生新的动荡。而不巧的是，给申时行带来的挑战的人，就是当朝皇帝——万历帝。
如果说张居正的失败是因为忽视了文官集团的阴阳平衡，那么申时行的失败则是因为忘记了万历皇帝也是具有阴阳两面的。前面说到万历帝九岁登基，由张居正代为施政，张居正身为他的老师，意图将其培养为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而在张居正辞世后，万历帝也确实当了一段明君。但是万历帝长期受制于文官集团的熏陶，被忽视了个人的感受。与其说起是当朝皇帝，不如说他只是一个代行文官集团意愿的傀儡。他的“阴”长期遭到剥夺，必然会进行反击。他之前把精神寄托在贵妃郑氏身上，他与郑氏坦诚相待，甚至想要废长立幼，将郑氏之子福王立为太子。但是这种行为被文官集团视为失德而遭到反对，于是他选择对抗到底——你不让我立福王为太子，那我索性不立太子。皇长子不能受册封为太子，那么就不能进入翰林进行研学。
文官集团对这种情况必然不能视而不见，于是联合上书请求万历帝速立皇储。而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身为百官之首，应当上书表达百官意愿，而关键时刻他竟然卧病在床。于是百官集体上书，在文章开头写下申时行的名字作为领衔。但这时候申时行又开始了他的和事佬行为，找到皇帝说此事与他无关，才让万历帝在百官中得到一丝温暖。申时行的言论将自己和文官集团撇得一干二净，但这件事却被二辅许国偷偷地传告了百官，百官一直认为申时行身为文渊阁阁老不积极为皇帝考虑皇储之事，是他的失职，应当引咎辞职。这件事让申时行失去了百官的信任，而他最终也只得选择退位。
四．万历帝的结束
申时行原本任职于翰林，虽不是万历帝的五个恩师之一，但却承担了万历皇帝最多的作业任务。万历帝对张居正和申时行有着不同的情感，无论文官集团如何抨击张居正，但张居正对万历帝的深远影响必然不会使其忘怀。而申时行的离开，和郑氏之子未能立为太子，彻底的压垮了他对文官集团的最后一丝幻想。
万历帝的童年被灌输了太多的“阳”的理论，以至于在后期，他的私欲出现了极大的膨胀。于申时行时期，他出于对申时行的尊敬，尚可认真出席申时行主讲的经筵，即东宫出阁讲学。但在申时行的离开后，万历帝开始对这种繁文缛节厌恶透顶，以至于连早朝都开始荒废。或许万历帝是受到了他的祖父的影响：正德皇帝天性豁达，不喜拘束。常常不顾文官反对而特立独行，甚至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到处御驾亲征。即使杀敌十六，自损六百，他也会因为剿贼有功而封赏自己。甚至还封自己为“太师”，到最后大学士集体辞职都未能让他有一点收敛。
或许正是这样的先例和万历帝自身的遭遇才令其逐渐崩垮，但当我们逐渐深究到这一层面时，便发现皇帝这一权力象征也充满了悲情色彩。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的共同遭遇，他们的地位被人们羡慕，但是他们生而为人的同时却也受制于此，摒弃了人的本性而去维护封建礼教的最高礼仪，一生被皇宫钳制，“阴”的一面不得不被剥削。由他们“选”的臣子反而成为了监督和禁锢皇权的利器，而他们又不得不利用皇权再去维护这些钳制皇权的人的平衡，这就使得皇权更具有了一定的悲情色彩。为了美化这一现象，有些史学家还要称君主制度和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知道万历帝和他的祖父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同样的军事才能，因为他不曾像他那位祖父一样敢于解放天性。他丧失了生而为人应有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也曾选择乐观积极的对待群臣，并且动过励精图治的决心，但他被文官集团弄得心灰意冷后，只能因为其懦弱的性格一再臣服，可他也没有开阔的胸襟和宽恕待人的精神，在那群文官开始攻击他的东厂时，他的皇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他倘若再找不出办法来对抗这个文官集团，那么他恐怕只能选择彻底沦为文官集团的傀儡。
他开始对朝政之事和人事任命有选择性的放弃。他的方法及其富有趣味性，有的文官看不惯他怠政，于是说是自己的失职而选择辞职，而万历帝选择不批复也不挽留，位置空出来了也不找人替补。文官集团的日益空虚给文官集团带来了难说滋味的危机感。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牵制”万历帝的张居正和申时行也被文官集团弄垮了，万历帝本就心灰意冷更不会找一个对文官负责的人来再次钳制自己。他在今后的怠政中所摆脱群臣的理由也是依托于那虚伪的“阳”的，他称自己这是老子道德观中的“无为”。这是皇权的不幸，也是封建集权的悲哀。我们不能说万历帝无所作为，但我们却确实难以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他生而为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五．纵观本书
精明干练的张居正在道德立国的大环境中，去进行理想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死后被清算。温和尔雅的申时行试图平衡文官集团的“阳德阴欲”，以维持政治生态平衡，却被众人排斥，最终车马归乡。清官海瑞在坚持意识形态正直的情况下干预政治经济生态，在损害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后被迫辞职。戚继光以现代化军事管理进行军队培养，为国家谋求一个更加扎实的军事基础，在取得显著成果后因为张居正的垮台而被革职。李贽传播新思想，寻求解放天性，却为当时的大环境所不容，最终选择自杀。关于万历皇帝我们也无须再追评述。
万历年间所有重要人物均已惨淡结尾收场，黄仁宇以小人物写大历史，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整个万历历史的发展推演，《万历十五年》原名《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在这一年的表面确实是无法看到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值得记录，但却是万历帝心境的转折，以至整个明朝的转折。在这原本的体制面前，这些本应绽放异彩的人却全都无能为力，最终走向消亡。在现代的我们摆脱了原本的道德标准，我们才能清楚的发现“道德与法治”其自身就是一对矛盾体，他们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脑中，却又不能达到所谓的阴阳平衡，这也是人情社会不可忽视的弊端，以至于当今的公务员群体仍有部分饱中私囊。
一本《万历十五年》仿佛贯穿了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以来的所有特点，在万历帝在任时期未能避免的阴阳平衡也成为中国自古以来不可消除官场桎梏。《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原本是大学法学教授，后又升迁为省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对于痴迷《万历十五年》的他而言，必然相当了解每个人内心中无法消除的阴与阳，在他参悟透这一人生道理之后，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万历帝。我们默认他与万历帝都是悲剧式人物，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又将以何种方式去接受这本书，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看待这场荒诞的历史了。
作者：中2011-1 张亦南
